一面黑旗，从晚清的广西山野一路飘来，在一百多年后的上海舞台上重新升起。观看音乐剧《黑旗令》，一个今天的创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是：当我们重新讲述刘永福、黑旗军，重新讲述战争、牺牲与家国，我们希望当下观众记住什么？
巧合的是，正在银幕上演的《奥德赛》也在重新讲述一个古老的战争与归途的故事。诺兰曾谈到影片中的两个重要古希腊概念：其中之一是“nostos”，即归家，一个人历经漂泊之后回到故土，故土和自我却都已改变。在黄浦文化中心·大上海剧场迎来其上海首演的《黑旗令》，同样讲述了“归家”的母题，刘永福始终是作品的核心，却并不是一座被历史定格的英雄雕像。少年、中年、暮年三个时间跨度中的刘永福彼此映照，看到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对战争、责任、故乡与牺牲的不同思考。与此同时，他的黑旗军也不再只是历史叙事中的一个群体。他们有姓名、性格、出身和牵挂，也有各自对于“活着”和“死去”的选择。当战士们在热闹的唱段《筑乡》中报出一道道家乡菜名，旋律却突然让一个女子问起“我的阿爸有没有战死”，当热闹与苍凉共处一室，我们看见战争下一群具体的人，宏大的家国叙事有了可以触摸的温度。这些兄弟情、战友情、爱情与亲情的力量，为歌舞叙事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。观众与刘永福一同面对这条越来越孤独的归途，当归家的五千人变三千人、一千人，直到最后七星队几乎全军覆没，不少人感动到落泪。
实际上，“归家”不仅意味着回到一个地方，也意味着重新确认“我是谁、我从哪里来，以及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属于哪里”。这又引出了另一个看似“老生常谈”音乐剧作为一种“舶来品”艺术，正受到越来越多年轻观众的喜爱，但作为中国原创音乐剧，应当如何寻找到自己的根和魂？爱国将领的真实故事让作品在内容上具有天然的本土性。戏曲功底扎实的李小平导演也在形式上提供了虚实结合、写意象征、间离与共情交织流动的中式美学。例如带着面具的说书人的设定，时而操偶，时而执阮，以一种疏离的视角评论历史，最后他摘下面具，在木偶戏的映衬下突然转入唐景崧视角，直接走进历史，那些曾经战友间的钦佩、嫉妒、想念与自嘲，也随之变得具体而复杂。
在歌舞呈现上也充分挖掘了广西当地的民族歌舞特色，壮族大歌、桂韵说唱、山歌对答等本土元素与流行和管弦乐彼此碰撞，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，当属带着留白意味的原生态吟唱，伴随着低音提琴的长音，反复在剧中出现，逐渐承担起“土地”和“亡灵”的声音召唤。还有在视觉和唱词中贯穿的北斗、虎眼意象等等。
可以看出，创作团队十分用心为我们烹制了135分钟满满的视听盛宴，但也有诸多细节值得继续深思，例如，丰富的音乐风格如何形成更有机的整体？音乐的可听性与叙事性如何平衡？除了旋律，编曲配器是否有更“本土化”的可能性？歌舞对剧情的推动、对人物的塑造是否充分？常言道，好戏是改出来的，此次来沪的版本已是在首演基础上继续调整的成果，或许最值得期待的，正是一次次演出之后持续发生的修改与重构。
一百多年前，黑旗军在战火与漂泊中寻找归途；一百多年后，中国音乐剧或许也在寻找自己的归处。所谓找到自己的根，并不是拒绝一种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，而是最终能够用自己的舞台语言，讲出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讲出的人的故事。
（作者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作曲、上海音乐学院戏剧理论研究博士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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